忠作湖湘骨 求为天地心｜“文脉长沙”专栏

　　姚建刚

　　清光绪年间，湖南粮储道夏献云在《重修定王台碑记》中云：“湖湘人尚气节，风俗敦厚。虽乡愚僻壤，谈某也忠，某也孝，辄勃然色动。盖其崇根本，渐摩成化久矣。”在湖南，哪怕乡野村夫，谈及忠孝亦肃然动容——因为“忠”早已不是书本教条，而是流淌在血液里的本能，是这方热土千古不灭的灵魂。

　　而湖湘文化执着追寻、开拓创新的品质，则凝在一个力透纸背的“求”字上。“求”的重要义项是寻索、探求、祈望，在湖湘辞典里，它绝非低声下气的乞讨，亦非随遇而安的顺受，而是带有血性、裹着风雷、透着理性的执着追求。

　　“忠”与“求”，一为魂，一为径：忠是方向，求是脚步；忠是底色，求是笔法。湖湘文化以“忠”筑底、以“求”开路，两千年红线贯穿始终。我想沿着汨罗江、太傅井、岳麓书院、石船山、左公柳走一走，看看这两个字如何在两千年里，被一个个湖南人用命写出来。

　　第一站，自然是屈原。

　　壹

　　汨罗江：一跳之前

　　那是一个良禽择木而栖的时代，士人忠于个人功名与“道”，而非具体的邦国。孔子周游列国，“惶惶如丧家之犬”，只为兜售儒家思想，鲁国并未成为他唯一的归宿；苏秦佩六国相印合纵，张仪以连横破合纵；吴起在鲁国杀妻求将，又奔魏入楚；卫国的商鞅在秦变法图强，不惜兵发故土；李斯身为楚人，却甘为秦帝之师，助秦灭楚。在他们眼中，天下皆为舞台，哪里能实现抱负，哪里便是祖国，朝秦暮楚不过是政治博弈的策略。这是一种“天下主义”的游士精神，却唯独缺了一份对脚下土地血肉相连的眷恋。

　　而只有屈原，在那个时代特立独行。他打破了世人皆遵循的范式，不再是那个可以随时待价而沽的游士，而是楚国宗法与文化的守护者。他所忠之“楚”，是有固定疆域，由共同的血脉、文化、历史、方言和风俗交织而成的政治实体和文化母国。“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这种对故土近乎本能的依恋，与“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执着，共同铸就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座爱国主义的精神丰碑。屈原让“爱国”从一种基于利益的效忠，升华为一种基于生命认同的信仰。他是湖湘文化“忠”字精神的源头，是一盏在黑夜中最早点燃也最耀眼的明灯。

　　屈原的“忠”，是刻入骨髓的。在他的诗歌里，那些带“忠”字的诗句，如同一声声泣血的呐喊，穿越时空，至今仍振聋发聩。“所作忠而言之兮，指苍天以为正。”我说的都是发自肺腑的忠言，愿指着苍天来做证……

　　屈原的“忠”，是一种超越个人得失、将生命与理想完全融合的殉道精神。他并非不知进退，并非不明利害，但他无法舍弃心中的“美政”理想，无法舍弃这片受苦受难的土地。在《离骚》中，他将这种忧思推向了极致。“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个人的生死荣辱早已变得微不足道，唯有国家的存亡才是他心中最大的牵挂。“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这是屈原最深沉的叹息。他的眼泪与哀叹，并非为自身遭遇的不公，而是为百姓生活的艰辛。作为贵族，他本可以安享荣华，但他选择了一生都在为民生疾苦而奔走呼号。这种“哀民”之情，是他忠诚最温情的底色。为了心中崇尚的理想，为了所爱的楚国，为了楚国的人民，他发出了那个决绝的誓言：“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这是湖湘文化中“霸得蛮”精神的最早源头，一种认准了真理便一条道走到黑的执着与倔强。

　　屈原的“忠”，同时是一种悲壮的“求”。在《离骚》中，他高歌“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种“求”，是不畏艰险的坚持，是“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执着。屈原所求者何？是美政，是真理，是楚国的复兴，是理想中那皎洁无瑕的清明政治。他上下求索于神话与历史之间，叩问天阊，巡游四极，试图在混沌的现实中寻找一条出路。屈原的“求”，带着理想主义的悲壮与浪漫，是三重交织的执着追寻：一求明君贤臣，重振楚邦国运；二求高洁本心，坚守人格底线；三求天地大道，追问世间治乱规律。《天问》一连发出一百七十余个追问，上溯宇宙起源、日月星辰，下探上古兴亡、人事兴衰，冲破神学桎梏，以文人的思辨探求自然与社会的本源。

　　然而，现实给予他的回应是无边的孤独与放逐。他在沅湘之间，披发行吟，目睹了民生的多艰。当楚国都城郢被秦将白起攻破的消息传来，屈原的精神世界崩塌了。他本想“愿摇起而横奔兮”，逃离这苦难的现实，但当他看到人民的贫苦，便强令自己镇定下来，“览民尤以自镇”。个人的去留，终究系于民情。最终，在“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彻底孤独中，他选择了以死明志，“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也不愿“蒙世俗之尘埃”。这一跳，不是终结，而是一种精神的永恒。他以生命捍卫了忠诚与信仰的纯洁，成为湖湘文化乃至中华文明忠于国家、忠于君主、忠于人民的精神源头。

　　汨罗江的江水，自此不仅流淌着楚国的哀歌，更流淌着湖湘文化最初的血液。

　　贰

　　太傅井与长沙王：忠的两种活法

　　屈原之后，湘水之畔又走来一位年轻的智者——贾谊。作为长沙王太傅，贾谊在湖湘大地上留下了深深的足迹，他的精神与屈原一脉相承，世称“屈贾”。

　　如果说屈原的“忠”带有浓重的浪漫主义和悲剧色彩，那么贾谊的“忠”则更多地体现了儒家的政治理性与责任担当。贾谊开创了一种“仁以爱民、礼以尊君”的忠君爱民的儒家政治统治模式，将“忠”从个人情感升华为治国理政的核心方略。长沙城内的太傅井，泉水清冽，数千年不竭，仿佛贾谊那颗忧国忧民的忠心永远清澈见底。清嘉庆年间，湖南巡抚左辅曾为贾谊故居写过一副对联，将贾谊与屈原并列，精准地概括了贾谊的一生：“亲不负楚，疏不负梁，爱国忠君真气节；骚可为经，策可为史，经天行地大文章。”

　　汉文帝时期，贾谊被任命为梁怀王刘揖的太傅。后来，梁怀王不慎坠马身亡，贾谊深感自己未尽到太傅的教导之责，终日哭泣，自责不已，最终因悲伤过度，英年早逝，年仅三十三岁。这就是“疏不负梁”。在别人看来，这或许只是偶然的意外，但在贾谊心中，“忠”就是毫无保留的责任。因为忠，所以将他人的安危视作自己的失职；因为忠，所以不惜以生命来偿还这份愧疚。这种“忠”，是感天动地的极致。湖湘文化以忠筑底，贾谊以短暂之生，弘忠诚而永生。他的到来，让湖湘的“忠”不仅仅停留在悲壮的诗歌中，更进入了深邃的政治哲学层面。他告诉后人，“忠”，不只是以死明志，更要在活着的时候，为国家制定良策，为百姓谋求福祉。这种入世的、务实的忠诚，深深影响了后来的湖湘学派与经世致用之学。

　　在湖湘文化的“忠”字谱系中，还有一位不可忽视的人物，那便是长沙王吴芮。他的故事，展现了“忠”在乱世中的另一种生存智慧与道德坚守。

　　公元前202年，刘邦建立汉朝，改秦郡县制为郡县与封国并行的“郡国制”。吴芮因推翻暴秦有功，被封为长沙王。然而，汉初的政治风云变幻莫测。为了巩固刘氏江山，刘邦后来平定了韩信、彭越等异姓诸王，并刑白马盟誓，“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在“狡兔死，走狗烹”的血腥清洗中，唯独长沙王吴芮得以善终，其王位传五代，至文帝时因无后而国除。何也？原因就在于一个“忠”字。刘邦之所以对吴芮手下留情，不仅是因为吴芮功劳大，更是因为他看出了吴芮身上那种“忠”的品格。这种“忠”，不是两面三刀的投机，不是心怀二心的诈力，而是一种顺从天道、忠于职守、不越雷池的道德自觉。

　　吴芮之举，后人赞誉甚多。南宋绍兴六年，抗金名将岳飞奉诏去杭州临安，从九江过鄱阳，特地到番君庙凭吊长沙王吴芮。岳飞，这位以“精忠报国”闻名于世的英雄，在吴芮的像前沉思良久，感慨题联：“机关不露云垂地，心镜无瑕月在天。”这副对联，不仅是对吴芮人格的高度赞美，也是岳飞对“忠”的深刻理解。岳飞以“精忠报国”感召后人，他对吴芮之忠的赞誉，实际上是两位英雄跨越时空的共鸣。吴芮的故事告诉我们，“忠”并不意味着愚昧或鲁莽，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忠”是一种大智慧，是一种保全自身以造福百姓的方略。他的忠诚，让湖湘大地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免受了更多的战火涂炭，为这片土地的繁衍生息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叁

　　湖湘学派：求之于心，济之于民

　　如果说屈原、贾谊、吴芮的“忠”偏向情感与政治实践，南宋胡安国、胡宏父子则将湖湘文化的“忠”与“求”，从文学抒情与政治实践引向深邃的哲学思辨，确立了向内求诸心性、向外求诸实践的湖湘学派核心学风，彻底斩断空谈义理的弊病，筑牢经世致用的思想根基。

　　两宋时期，理学盛行，不少学派沉溺于静坐空谈、脱离民生国事。胡安国携家人南渡隐居湖南衡山，潜心研究《春秋》，创办碧泉书院，开创湖湘学派。其子胡宏承继父学，著《知言》传世，系统阐释“求道”的核心要义：“圣人之道，必求之于心。”在胡宏看来，真正的圣贤大道，既不在空洞的经书教条里，也不在遥远的神仙幻境中，而要向内求索本心良知，锤炼道德修养；向外求索社会实践，用学问解决现实社会问题。这种向内“求”诸心性、向外“求”诸实践的学风，从内心坚定了湖湘文化排斥空谈、注重实干的思想根基。胡宏的“求”，是一种理性的内省与外在践行的统一。他认为，道并非悬在半空的玄妙之物，而是存在于人伦日用之中。求道之人，不能仅仅停留在书本的诵读，而要向内心深处求一份良知的澄明，求一份天理的纯粹。同时，这种内心的“求”又必须外化为“治国平天下”的实践。

　　胡宏在五峰书院讲学，培养了一大批经世之才，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张栻。之后，张栻执掌岳麓书院，延续胡氏父子思想，提出“传道而济斯民”。自此，岳麓书院定下规矩，学子读书不为科举功名，而为探求大道、济世安民。湖湘学派的“求”，不再是文人的一腔情怀，而是系统化、体系化的治学追求：求本心以修身，求实学以济世，求正道以安邦。这种排斥虚浮、崇尚实干的价值取向，让湖湘学子与空谈理学的中原学派分道扬镳，为明末清初王夫之的思想革新埋下伏笔，也让“实事求是”的文脉在岳麓书院生根发芽，静静等待后世绽放光芒。

　　湖湘学派的贡献，在于为“忠”找到了心性论的根基，为“求”确立了内外兼修的路径。忠不再是盲目的情感冲动，而是本心良知的澄明；求不再是书斋的空想，而是心性与实践的统一。这为后来王夫之的理性深求、近代湖湘英杰的经世实践，提供了最丰厚的哲学滋养。

　　肆

　　石船山：油灯下的即器求道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当时间来到明末清初，湖湘文化的“忠”字精神，再次经受住了血与火的洗礼。这一次，它被赋予了更为沉重、更为悲壮的含义——民族气节。而完成这一升华的，是被后世尊为“船山先生”的王夫之。

　　明亡之后，王夫之隐居于衡山脚下石船山，著书立说，终其一生不剃发，不仕清。对于王夫之而言，“忠”不再仅仅是对某个君主的愚忠，而是对华夏文明、对民族文化尊严的死守。他的忠诚之心，已转化为一种不屈的民族气节。在清兵铁骑踏破中原，华夏衣冠遭受剃发易服的屈辱时刻，王船山没有选择屈服，也没有选择逃避，而是选择在思想上构筑最后一道防线。他栖身深山之中，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写下光辉著作，总结明朝灭亡的教训，探讨天下治乱兴衰。他的“忠”，是带血的忠。他曾举兵抗清，失败后流亡四方，备尝艰辛。但无论环境多么恶劣，他心中的那盏忠义之灯从未熄灭。他选择了“头不顶清朝天，脚不踏清朝地”的决绝生活方式，终年打着伞才出屋、穿着木屐才下地，这种近乎偏执的行为背后，是对故国深沉的眷恋，是对文化尊严的誓死捍卫。

　　王船山的“忠”，将湖湘文化的“蛮”劲提升到了一个新的理论高度。他不仅身体力行，更在思想深处论证了“忠”的合理性。他认为，君臣之义是天下之大防，不可逾越。这种思想，虽然带有时代的局限性，但其背后蕴含的那种坚守原则、不媚俗、不屈膝的精神内核，却是超越时代的。正是有了王船山这样的精神脊梁，湖湘文化的“忠”才不仅仅是一种情感冲动，而沉淀为一种深厚的哲学思考。他让后来的湖湘志士明白，真正的“忠”，是在危难时刻能够撑起民族脊梁的硬骨头。

　　与此同时，王夫之将湖湘文化的“求”字精神推向古典时代的顶峰，完成从心性思辨到唯物求实的伟大跨越。王夫之的“求”，是对宋明理学中“道器”关系的辩证发展。他反思明朝灭亡的根源，直指宋明理学“离器言道、空谈天理”的致命缺陷，主张“即器求道”“即事求理”。在传统的理学观念中，“道”（精神、规律）往往被置于“器”（物质、具体事物）之上，甚至被认为是先于“器”而存在的。王夫之颠覆了这一观念。他指出，脱离具体事物空谈道义，都是虚妄之学，想要探求天地大道，就必须依托现实器物、真实史实，在一件件实事之中推敲本质。他深刻指出：“天下惟器而已矣。道者器之道，器者不可谓道之器也。”没有离开具体事物而独立存在的“道”，必须通过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社会现象去探求历史发展的规律。在《读通鉴论》中，王夫之阐述了他研究历史的方法论：“故论往事，以推求其理，非谓往事之果可为法也，求其理之所安而已。”这句话掷地有声，振聋发聩。他指出，研究历史不是为了照搬照抄古人的做法，不是为了刻舟求剑，而是为了推究其中的道理，寻求其合理之处。这是一种极其高明的理性审视，体现了湖湘文化经世致用、以史为鉴的最高智慧。

　　他在昏暗的油灯下，写下了《周易外传》《尚书引义》《张子正蒙注》等皇皇巨著，对历代政治得失、制度演变、人性善恶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剖析。他求的是历史的必然，求的是变易的哲理，求的是民族的未来。这种求真唯实的治学态度，成了湖湘文化从古典走向近代的桥梁。王夫之的著作，在两百多年后被曾国藩、曾国荃等人大量刊刻，直接孕育了晚清湖湘经世实学的繁荣。他的“即事求理”，更为后来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最丰厚的本土哲学滋养。船山先生的“求”，犹如一颗埋在冰雪下的种子，静待着春雷的唤醒。

　　石船山的油灯早灭了，但那点光还在。

　　伍

　　左公柳：尺寸不可让人

　　晚清乱世，风雨飘摇，国门洞开，万里疆土屡遭觊觎，中华民族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在这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湖湘子弟挺身而出，以“忠”字为魂，以“求”字为径，铸就了一座座钢铁长城。

　　魏源在《海国图志》序言中写道：“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故无一书不读，无一事不求其理。”魏源的“求”，是求制夷策，是睁眼看世界，是湖湘文化一次划时代的“求”。这种“求”打破了天朝上国的虚骄心态，不再固守中原传统、闭门自守，主动放下文化傲慢，承认西方在技术上的长处，向西方求索先进技术、制度经验，以开放包容的视野探求救国良方，开启了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先河。魏源反对闭目塞听的愚昧，主张凡事深究原理、探明规律，无论是西洋舰船火器，还是海外各国风土国情，都一一考据求真。《海国图志》不仅深刻影响晚清洋务运动，更流传至日本，推动明治维新，照亮整个东亚近代化进程。魏源不仅读万卷书，更行万里路，他参与漕运、盐政、水利的改革，凡事必亲力亲为，探求其利病得失。这种“无一事不求其理”的务实精神，是湖湘文化开放包容、求真务实的集中体现。

　　随后，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湘军将领登上历史舞台。他们以书生典兵，以理学治军，将“忠”字化作了近代中国救国图存的惊天伟业。曾国藩将自己的书房命名为“求阙斋”。“阙”，即缺憾、亏损。在常人看来，人生在世，当求圆满、求富贵、求闻达，为何曾国藩偏偏要“求阙”呢？他在《求阙斋记》中给出了答案：“天地万物本无永恒圆满，太阳至正午必定西斜，月亮圆满之后必定残缺，大地东南凹陷，山川皆有缺憾，人道亦然。一味强求事事完满、权势滔天，最终只会被盛极而衰的反噬所吞噬。”这是他深刻洞察到宇宙间的一个法则：“盈必毁，阙必复。”当一个人处于富贵极盛、声名鼎盛之时，往往也是危机四伏、走向衰亡的开端。因此，他主张“求阙”，即主动寻求不足，不求圆满。这是一种极具辩证思维的“求”，体现了他在功高震主时的清醒与务实。而这份清醒与务实，本质上正是对朝廷、对国家的“忠”——不以个人权势膨胀而危及社稷，以“求阙”保全君臣大义。

　　但晚清湖湘人物中，最让我忘不掉的还是左宗棠。

　　当阿古柏侵占新疆，沙俄窥视伊犁，海防与塞防之争在朝堂激烈交锋时，左宗棠力排众议，发出了“我之疆索，尺寸不可让人”的怒吼。为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他不顾年迈体衰，毅然抬棺出征，誓死收复新疆。那是一场悲壮的行军。在风沙漫天的戈壁滩上，左宗棠的队伍如同一柄利剑，直插西域腹地。大军所过之处，沿途种植柳树。“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如今左公柳依然屹立在河西走廊，见证着这位老人的赤胆忠心。他的“忠”，是对国家主权的死守，是不计个人利害的决绝。正如他所言：“忠介之事，知其不可而为之。”正是这种以死报国的忠诚，才使得新疆一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重回祖国怀抱。

　　左宗棠的“忠”，同时贯穿着一种超越功利的“求”。他早年科举不第，但从未放弃对真才实学的追求。他在教育子女时，留下一段发人深省的教诲：“乡试可以不中，学问不可不求长进。”在封建社会，科举功名是读书人唯一的进身之阶，多少人为了一个举人、进士的头衔耗尽一生。但左宗棠却告诉子孙，科举功名可以不强求，但学问必须“求”长进。这里的“求”，超越了功利的科举考试，回归到学问的本质，体现了湖湘学人重实学、重真才的务实精神。左宗棠正是凭借这股不求虚名、但求实用的精神才立下不世之功。

　　晚清至民国时期，涌现出无数湖湘英杰，他们怀着忠于国家之心，各有所“求”，也各有侧重：魏源求新知以御侮，曾国藩求缺憾以修身，左宗棠求实学以经世。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底色，那就是不尚空谈、直面现实、敢为人先。他们用鲜血、汗水和智慧，将湖湘文化的“求”字，锻造成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最强音，而这一切的指向，皆归于一个“忠”字——忠于国家、忠于民族、忠于脚下这片土地。

　　陆

　　匾额下：为人民服务与实事求是

　　又回到岳麓书院。讲堂檐下那块“实事求是”匾，抬头看，字是沉的。

　　1917年，宾步程题写这块匾额。1917年至1919年，一个青年多次寓居半学斋，朝夕凝望此匾。那时他已经徒步游学湖南五县，身无分文走遍乡野，在田间地头体察百姓疾苦，放弃书本教条，在现实中探求中国社会的病根。这个青年就是毛泽东。

　　毛泽东深受湖湘文化熏陶，自幼崇尚屈原、贾谊，对王船山思想亦有深入研究。但他没有停留在古人的“忠君”层面，而是将“忠”演绎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根本宗旨。他在《为人民服务》中指出：“‘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在毛泽东看来，忠诚的最高标准不是对某个人的盲从，而是“为人民利益而死”——这种忠是全心全意的，是将有限生命投入无限“为人民服务”之中。

　　而这条“忠”的路径，正是湖湘文化那个“求”字。1941年，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经典阐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这个“求”，不再是书斋玄想，不再是理学家心性内省，而是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调查研究的过程——忠于人民，便要求索人民真正需要什么；求到深处，方见忠之真章。

　　毛泽东的一生就是不断求索的一生。大革命失败后，面对照搬苏联“城市中心论”的屡屡受挫，他没有盲从共产国际指示，也没有迷信本本，而是带着队伍上了井冈山，走遍罗霄山脉村村寨寨，写下《兴国调查》等调查报告。在寻乌，他进行了二十多天社会调查，调查报告对当地有多少家豆腐店、多少家理发店都一清二楚。正是通过这种最朴素、最扎实的“求”，他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这一伟大真理的诞生，正是“实事求是”的胜利，是湖湘文化“求”字精神在革命年代结出的最大硕果，也是“忠”于人民最坚实的落脚。

　　在毛泽东身上，湖湘文化的“忠”与“求”完成了最高统一：屈原的九死不悔、贾谊的责任担当、王船山的即事求理、曾国藩的务实深谋，统统融汇于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之中。从此，“为人民服务”不仅是湖湘文化“忠”字精神的升华，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生命线；而“实事求是”不仅是湖湘文化“求”字精神的精髓，更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思想灯塔。

　　汨罗江的水还在往北流，太傅井的水还清着，石船山的油灯早灭了，左公柳的枝条还在往西边摆。两千年了，忠是方向，求是脚步；忠是底色，求是笔法。湖湘文化以“忠”筑底、以“求”开路，两千年红线贯穿始终。这条线不在天上，在每一个湖南人低头做事、抬头看路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