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码智能经济:从“赋能”到“重塑”｜热点面对面

　　长沙晚报全媒体记者 付臣欢

　　专家名片

　　黄卓 北京大学长沙计算与数字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教授，长沙市“社科智库”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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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明星 湖南大学教授、国家级青年人才、长沙市“社科智库”专家、超算与人工智能融合计算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今年全国两会首次将“智能经济”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智能化研究所所长顾维玺表示，智能经济以“数据+算力+算法”为核心生产要素，通过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正在系统性重塑产业形态、就业结构和生活方式。

　　智能经济与数字经济究竟有何本质区别？普通人的生活会有何变化？企业、产业、城市发展又有何机遇？近日，长沙晚报理论版《热点面对面》栏目特邀2位专家学者，就上述问题进行解答。

　　智能经济的核心：“人工智能驱动+自主决策”

　　记者：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以下简称“报告”）首次提出“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从去年的“人工智能+”行动到今年的“智能经济”，您如何看待这一措辞变化的深层含义？

　　段明星：这一措辞变化标志着人工智能的定位从“技术工具”升维为“经济形态”。当前提出打造智能经济，正是基于产业已具备从量变到质变的坚实基础。过去一年，我国开源模型下载量全球居首；截至2025年底，规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加上智能终端出货量持续走高，这三大领域的协同突破，标志着我国已跨越技术萌芽期，具备了向智能经济全面跃升的产业底气。

　　黄卓：我同意段教授的观点。“人工智能+”侧重技术赋能，由外而内为千行百业提供智能支撑。而“智能经济”则是人工智能技术与数据、算力、产业的深度融合，形成自内向外驱动的新型经济形态。这一转变的核心是：人工智能不再仅是辅助性手段，而将成为贯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的核心驱动力，推动经济从数字化迈向智能化。

　　同时，我国在算力设施、智能技术、应用场景、生态构建上已形成闭环，为智能经济从“试点试用”走向“规模化发展”奠定基础，具备了形态升级的条件。此举也为“十五五”高质量发展锚定主线，有助于将技术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与竞争优势，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

　　记者：普通人容易混淆“数字经济”和“智能经济”。能否通俗地解释，究竟什么是“智能经济”？它与数字经济最本质的区别是什么？

　　段明星：通俗说，数字经济是把一切连接上网，如网购、扫码，核心是“数据的流通”；而智能经济是让机器看懂并用好这些数据，如自动驾驶、AI诊断，核心是“数据的理解与使用”。最本质的区别是数字经济让世界“在线”，而智能经济让世界“思考”。它从被动记录信息，升级为主动替你决策，这是从“连接”到“智能”的飞跃。

　　黄卓：没错。数字经济的核心是“连接与数字化”，核心解决的是“信息不对称”问题，重点是将线下场景数字化、实现信息高效流通，挖掘数据的基础价值。而智能经济的核心是“人工智能驱动+自主决策”，核心解决的是“效率与创新”问题，重点是通过“数据+算力+算法”的协同作用，让数据产生智能决策，逐步消融传统产业边界，推动人工智能与千行百业深度融合，重塑经济社会运行新范式。

　　“人工智能+制造业”是必答题

　　记者：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乐成提到，“人工智能+制造业”是必答题。长沙在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的进程中，如何答好这道题？

　　黄卓：之所以被明确为“必答题”，核心在于全球制造体系正在从以规模效率为核心的工业化模式，转向以算法、数据与智能系统驱动的“认知型制造”。对长沙而言，这一转型并非从零起步，而是建立在较为坚实的产业基础之上。工程机械、新材料等优势产业具有复杂制造和高价值设备场景，本身就是工业智能理想的落地领域。

　　未来长沙答好这道“必答题”的关键，在于推动三方面突破：一是以龙头企业为牵引打造智能制造标杆工厂，沉淀可复制的工业智能应用模式。二是围绕工程机械、智能网联汽车等产业构建产业级数据平台，推动生产数据从“内部资产”向“产业要素”转化。三是依托科研院所和创新平台培育工业大模型、工业智能体企业，形成“人工智能+先进制造”协同演进的新产业生态，从而将制造优势进一步转化为智能制造胜势。

　　段明星：我认为长沙答好这道必答题的路径，在于以顶层设计为引领、以夯实基础为支撑、以全链渗透为核心、以梯度培育为保障的系统性布局。首先，长沙通过发布《长沙市“人工智能+”行动方案》和《长沙市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2026年行动方案》，为转型绘就清晰的“施工图”。其次，长沙正加速构建从芯片、算力到垂类大模型的完整技术支撑体系，为融合创新筑牢根基。此外，长沙还通过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龙头引领+中小赋能”计划等，构建起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的良好生态。

　　记者： 刚刚段教授提到了中小企业。那报告中提到的“智能体”和“智能原生新业态新模式”，对中小企业意味着什么？

　　黄卓：这两个提法标志着数字经济正在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不再只是拥有软件系统，而是能否构建由智能体驱动的业务体系。这一趋势意味着中小企业的“能力平权”时代真正到来。

　　过去企业推进数字化往往面临成本高、技术门槛高等问题，而智能体平台通过云化和低代码方式大幅降低了应用门槛，使中小企业也能快速构建“AI驱动”的运营体系。同时，智能经济还将催生大量细分领域的创新机会，例如面向行业场景的人工智能解决方案提供商。可以预见，在未来的智能经济格局中，中小企业不仅是技术应用者，也将成为推动新业态涌现的重要力量。

　　段明星：没错，这对中小企业意味着人工智能技术红利的全面普惠化。通过调用开源的智能体，中小企业能以极低成本获得专属的AI销售、客服或设计助手，实现“单兵作战”也能拥有“集团军”的数字化能力。

　　从“执行工具”向“智能代理”升级

　　记者：报告提到“促进新一代智能终端和智能体加快推广”。这将如何改变我们普通人的生活？未来1~2年内，哪个领域最有可能出现爆发式增长？

　　黄卓：新一代智能终端的核心变化在于，设备角色从“执行工具”向“智能代理”升级。AI手机和AI电脑等终端将不再只是信息处理终端，而是能够理解用户意图并主动完成任务的个人数字助手，从而显著改变个人生产方式。

　　从未来1~2年的产业节奏来看，我认为最有可能出现爆发式增长的是智能网联汽车，以及聚焦工业制造场景的轮式或移动式机器人。整车厂和科技企业在智能驾驶、车载AI系统等领域持续投入，技术路径逐渐成熟，且汽车具有高价值和高使用频率的场景优势，更容易承载复杂智能服务并形成商业闭环。

　　段明星：我预测未来1~2年，生活将向“主动服务”演进：手机电脑变身贴身管家，汽车成为移动客厅，人形机器人开始分担家务。其中，智能网联汽车最可能爆发。随着城市导航辅助驾驶的普及和L3级自动驾驶准入加速，自动驾驶将真正走入寻常百姓家，重塑出行体验。

　　让AI真正“为人所用、为人所控”

　　记者：对于地方政府和企业抢抓“智能经济”机遇，是否可以提供几条核心建议？此外，报告强调“完善人工智能治理”。那长沙在抢抓机遇过程中，如何确保人工智能“为人所用、为人所控”？

　　黄卓：地方政府和企业要抢抓智能经济机遇，宜聚焦“优势赋能”，推动“协同发力”。

　　以长沙为例。政府层面，一方面要强化政策精准赋能，发挥政府投资基金撬动作用，加大对人工智能基础及应用软件、智能芯片、具身智能的资金支持。另一方面要完善产业生态支撑，依托新一代自主安全计算系统产业集群和绿色智能计算产业体系，推动算力平台、数据集资源共享，持续开放政务等场景资源，打造“技术—场景—产业”闭环。

　　企业层面，一方面要立足本土优势深耕赛道，工程机械、脑机接口等领域的企业可加大人工智能融合力度，打造差异化竞争力。另一方面要强化创新与人才联动，立足“全球研发中心城市”建设，加强与北京大学、国防科技大学等市内外“大校、大院、大所”产学研合作，柔性集聚高端人工智能人才，进一步推动技术成果转化落地。

　　段明星：随着智能经济的深入发展，就业结构分化、算法偏见以及数据隐私泄露等社会性挑战必然浮现，这要求治理模式从“事后补救”转向“事前预防与事中控制”。长沙作为“智能制造之城”与“网红城市”，在推进治理现代化方面具备独特的场景优势与创新土壤。

　　针对就业结构问题，长沙可依托17条产业链与院校资源，推出“AI+职业技能重塑”计划，对受冲击劳动者提供免费转岗培训。同时，鼓励平台企业与社区合作，开发基于大模型的“灵活就业智能匹配平台”，让零工经济从业者能更精准地对接需求。

　　在应对算法歧视与数据隐私方面，可探索建立“算法伦理备案与动态审计”制度，并利用建设数字政府的契机打造可信数据空间。比如设立中西部地区首个“算法伦理委员会”，对招聘、信贷等领域的算法进行备案与审计。对于数据隐私保护，可借鉴“数据不出域、数据可用不可见”的隐私计算技术，在长沙政务云基础上搭建“城市级隐私计算枢纽”。通过完善地方立法与伦理审查，确保智能经济是一场有温度的产业革命，让AI真正“为人所用、为人所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