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建跃：衡量政绩观，要用好“三面镜子”丨对话马院院长①

　　近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成为高频词。中央多场重磅会议密集强调部署，传递出鲜明的导向信号。

　　红网特别策划《2026湖南省两会·对话马院院长》专栏，邀请高校马院院长，聚焦“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问题，进行理论阐释与方法论探讨。

　　政绩观的“正确”涉及价值判断、实践导向和评价标准的多维度问题。如何理解这个“正确”？其衡量尺度何在？又如何作用于领导干部的从政实践？

　　今天推出第一期，邀请湖南财政经济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黄建跃，围绕“正确政绩观的标准”进行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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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政绩观是为政之德，您长期研究领导干部的政德建设，在您看来，“政德”与“政绩观”之间存在怎样的联系？

黄建跃

　　“政德”与“政绩观”是领导干部从政履职的核心范畴，二者辩证统一、相互依存。

　　一般意义上的政德，是指当政者的从政之道、用权之德，是当政者在工作生活等各个方面应当具备的道德意识、应当遵循的道德规范和应当维护的道德形象，是道德品质和道德品行的综合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提出了以“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为主要内容的全新政德建设理论体系。其中，“明大德”是立政德的根本，要求领导干部坚定理想信念、锤炼坚强党性；“守公德”是立政德的关键，要求领导干部践行宗旨、秉公用权、创造业绩；“严私德”是立政德的基础，要求领导干部廉洁修身、廉洁齐家、廉洁交友。

　　政绩是领导干部从政履职期间的业绩，政绩观是对“什么是从政业绩、如何创造从政业绩”的根本看法，其核心是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政绩需要政德的考量，正确政绩观的树立和践行，本质上是政德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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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曾提出，传统官德文化有四重思想错置。您认为，新时代领导干部的政德建设，有哪些理论创新实现了对传统官德文化的超越？

黄建跃

　　我国自古以来强调“为政以德”，经过数千年的发展演变，形成了内容丰富的官德文化，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政治文明。传统官德文化中有精华，也有糟粕，要辩证看待。对于其中蕴含的许多积极的价值理念，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必须结合时代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新时代政德建设理论体系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官德文化相结合形成的，具有许多原创性的理论贡献。如“既要讲法治，又要立政德”的要求，实现了对“德治越位”的超越。又如“公仆公仆，一要为公，不能有私心；二要为仆，不能有官气”的主张，置换了传统政德的理论基础，赋予了新时代政德理论体系人民性、公共性、服务性的价值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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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怎么去理解传统的官德文化到新时代政德理论体系的超越？

黄建跃

　　我们古代讲官员以官为本，官员要“牧民”，那么我们今天是以民为本。新时代的从政道德体系颠覆了传统的那种牧民的概念。当然，中国古代的官德文化是具有几千年的发展历程，它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观念的万花筒，“以民为本”思想其实它也有，一度是占据主导的，或者说占据主流这样一种认识。而我们今天的新时代的从政道德体系确实就是立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凡属是道德，一般来说都是对个人提出的一些要求，政德的大德主要是政治道德，它是跟政党的政治属性、先进性密切相关的。公德是跟领导干部行使公共权力密切相关的。私德跟我们领导干部个人的修养，也就是说在社会生活当中的一些道德要求是密切相关的。所以新时代的政德体系是一个涉及到了政治关系，行政关系以及社会生活当中各种伦理关系调节的这样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道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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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政绩观，有一个很重要的限定词，那就是“正确”。正确，就意味着是有一个衡量标准的，这个标准也就成了我们讨论“政绩观”问题的一个出发点。在您看来，明确这个“标准”的意义在哪里？

黄建跃

　　这是一个很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问题。我继续沿着政德建设理论体系的话题来尝试进行回应。学界一般认为，道德理论是有结构的，包含道德价值、道德规范、道德标准。其中，道德规范是道德的核心构成，而道德标准是道德判断和道德选择的依据。如果一个道德理论体系只有道德价值，没有清晰的道德规范、道德标准，那么这个理论体系就是不完整的，无法发挥进行道德判断和道德推理尺度的功能，因而很难进入实践生活，发挥道德调节的效应的作用。

　　我的理解，政绩观前面的限定词“正确”二字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在于为领导干部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问题提供标准和尺度。

　　一旦有了标准和尺度，领导干部在从政履职的过程当中，就能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正确的政绩观上来，调整不适应、不适合甚至违背正确政绩观的认识，纠正不适应、不适合甚至违背正确政绩观的行动，摒弃不适应、不适合甚至违背正确政绩观的做法，从而为地方的发展做出实在的，经得起历史人民检验的政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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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看，一种政绩观之所以被视为“正确”，其最核心的理论依据和终极价值尺度是什么？

黄建跃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人民的理论、实践的理论、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开放性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也可以用来作为建构正确政绩观标准的框架。也就是说，政绩观之所以正确，首先要看领导干部是不是按规律办事、按规矩做事；其次就要看领导干部有没有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有没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再次是看领导干部的从政业绩，能不能经得起实践的检验，能不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最后我们还要看到，正确政绩观是发展的、动态的，比如在新征程上，高质量发展成为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坚持高质量发展成为领导干部政绩观的重要内容，也是评价政绩观正确与否的重要标准。综合来看，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开放性构成了正确政绩观的重要理论依据。

　　领导干部有没有全心全意为人民创造经得起历史、经得起实践检验的为政业绩，是判断政绩观的终极价值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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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一种政绩观是否“正确”，有哪些可观察、可评判的基本标准？或者说，我们应该怎样去考察领导干部的政绩观是否正确呢？

黄建跃

　　评判领导干部的政绩观，涉及动机、行为、业绩，而且从政业绩有的是“显绩”、有的是“潜绩”，短期内不一定看得到，要经过一段时间“潜绩”才会变成“显绩”。

　　考察领导干部的政绩观，要用好“三面镜子”。

　　针对动机这个维度，要用好“透视镜”。要透过现象看本质，看领导干部作出的决策、上马的项目，是不是符合党性要求，是不是做到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等等。

　　针对行为这个层面，要用好“潜望镜”。“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政绩好不好，要看群众实际感受，由群众来评判，所以要下沉到基层，了解人民群众的真实想法。

　　针对业绩这个层面，要用好“望远镜”。评判具体的一项业绩到底是“形象工程”还是实打实地“造福于民”？还必须有过去、现在、未来的观察视角。我们说用好望远镜，实际上是要求具体业绩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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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可以说，它至少要同时满足“符合新发展理念、得到群众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这三个维度？这三者之间如果出现张力，应如何权衡？

黄建跃

　　大多数情况下，三个维度是有机统一的。但在特殊情况下，不仅三个维度之间会出现一定的张力，甚至每个维度内部也会出现张力。就以群众认可为例，如果考虑到利益多元化的社会现实，对某项具体的施政举措也是有不同看法的。权衡之间，考验的是领导干部的党性。只有党性坚强、摒弃私心杂念，才能保证政绩观不出偏差。因此，不断增强政治定力、纪律定力、道德定力、抵腐定力，就是确保政绩观不出偏差的必修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