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跃
清明时节回老家祭祖。乡路其实不漫长，腿脚却在林间穿行得发酸，辨认那些矮小的土堆，祭上香纸蜡烛，虔诚地俯身对逝去的亲人跪拜。
满目青山披着嫩绿，田地里湿润的新土如用清油炒过，细雨织着丝帘，给天地间添置了一方硕大的荧屏，上演着清明祭奠的哀情。堂屋正中的八仙桌和桌子周围的四条长板凳，是回家后的第一印象，堂屋后的偏房依次是猪栏、火炕和厨房。土坯房、父亲、母亲的影子，在脑海里不停闪现。
在坟墓前找一方石墩坐下。老家有清明期间修整祖坟的习俗，眼前坟茔覆了新土，被石头勾缝包砌。这堆黄土成了生命来过的标志，其实它是一份盖棺论定的无字卷宗。
父母亲的卷宗内容简单，但生存故事却复杂得后人到死都叙说不完，他们都是上世纪二十年代生人，家境贫寒没有读过书，解放前结的婚，生养了我们姊妹六个，不到七十五岁双双成了眼前的两堆黄土，旁边的老屋早已垮塌，屋场的痕迹依稀记得他们在这里的生活故事。每年清明我们的祭奠只是公序良俗的过场，赓续萦绕不散的老魂，是对我们不必诉说的洗礼。
寂静的羊虎岗的深夜，没有灯火。这时或有一声沉闷的咳嗽声，惊动老屋的狗。在外奔波劳碌的父亲上到岗头，习惯这样轻咳叫门。父亲就是这样在母亲开门的瞬间，把疲惫盖进被窝，结束一天辛劳的。
堂屋的侧墙上有一方木板做的方孔，当地都叫生活窗，方便放热水瓶、酒壶、茶叶盒和父亲的丝烟包，算是东洋冲人家日常生活的标配。父母亲的茶叶盒里，常年装着参加了工作的哥姐带回的茶叶，说是茶叶，但是少见一片片整叶，全成了很细碎的粉末。有客人来，母亲会用两个指尖撮一点放进满是茶垢的杯子里，从热水瓶里倒点水筛给客人，过程很简单，但我们的母亲却故意费很长时间。她要告诉客人，茶叶是女儿还是儿子带回的，无论茶叶末霉变了没有，妈都会说“好茶”，有时也唠叨水不开了，还是昨天烧的，还歉意地对客人说再烧一壶去再泡。她给客人泡完茶，又去收拾生活窗，酒瓶是父亲的专属，母亲不懂酒的好坏，她只知道看瓶子的颜色论贵贱，透亮的玻璃瓶她会卖给串乡收荒货的换火柴，陶瓷的湘泉酒瓶，有没有酒了都会放着。她趁整理厨窗，会当着客人面把酒瓶和茶叶盒碰得叮当作响。“好酒，儿给他老子一年不知要带回多少。”不知道母亲说的是实情，还是母亲在外人面前炫耀儿女，总之，这时的母亲是幸福自豪的。
常年劳累的父亲好酒，但一生没见他有几次贪杯，没有客人他一个人是从不喝酒的。正月初一是家族里约定俗成给幺爷爷拜年的日子，父亲的侄儿侄女多，每年都要准备一桌小孩，一桌女客，一桌喝酒的，有年一桌渴酒的十二个侄儿侄女婿，喝完了一壶二十斤酒，醉了三四个。侄儿说：“不是幺叔说是启厚带回的好酒，我不得喝醉。”还有一次也是正月给幺爷拜年，侄儿们起哄要把幺叔家的酒喝完，父亲就整瓶的，半瓶的都找出来，天昏地暗地喝了一个上午，侄儿们还喊要喝，侄儿说幺叔脸上的笑可用撮箕撮，心里的疼已经上了头，父亲举着酒瓶只说：“反正震宇拿来的。”那餐后，收荒货的收走了一蛇皮袋空瓶子，东洋冲里传说了多少年。
也是个清明节，舅舅回东洋冲去看我父亲。他们也是坐在床头，围着边上的板凳吃饭，二姐多炖了一个腊猪脚火锅，父亲坚持陪舅舅多加了半两酒。父亲说他喝了一世酒，上过一次假酒的当，不因为上了当就再不喝，他一生喝的不是酒，喝的是亲情友情，喝的是那种端起酒杯无畏无惧的气氛。他们边喝酒，边用新装的电话给我们在外的人都通了一次电话。父亲拿听筒的手都吃力得有些颤抖，但很兴奋的父亲还是边对电话说，边告诉舅舅，享儿女的福，不是儿女出钱装电话，我这个样子还能和他们说话是想都不敢想的。舅舅不知就里，应和着夸我们有孝心，只有旁边的二姐和二姐夫，眼泪像落豆子一样掉进了饭碗里，二姐低着头，把泪水拌在饭里吞进了肚子里去。
舅舅离开不久，那年清明前后，农历二月二十九，我们的父亲追随母亲驾鹤西去了。那年是1997年，29个清明节，我们只能坐在父母亲的坟头，想我们感受到幸福的过去，追忆着他们把苦难埋在心深处不对我们说，把辛劳换来的幸福，对外人说成是儿女们创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