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建武
壹
“城南蹙水傍城流，几处垂杨系小舟。”每一座城，其南似乎总是多“旧事”，长沙亦然。
从喧哗的长沙书院路拐向宁静的妙高峰巷，一座高大的麻石牌坊赫然耸立，上刻“妙高峰城南旧事街”，两侧对联：“长与流芳，当年一片干净土；宛然浮玉，千秋此处妙高峰。”
明朝崇祯《长沙府志》云：“妙高峰高耸云表，江流环带，诸山屏列，此城南第一奇观。”
而今，流水不再，诸山无影，高耸云表的，唯有环带、屏列的楼宇，或许，这就是长沙城南新的“奇观”吧。
陶澍《长沙竹枝词》云：“多少游人不知味，出山何似在山真。”阳光正好，斑驳交错，坐在城南书院的红色围墙下，一件件“旧事”真还在脑海里翻涌……
时间有些远了，那还是南宋绍兴十二年（1142年）。这年冬天的一个黄昏，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公张浚反剪双手，带着几个手下从湘江边弃船登岸感受潭州（长沙）风貌。远远地，张浚看到一座势如一把太师椅的山，旋即信步前往寻幽。
来到山前，树木葱茏，耳边不时传来几声鸟鸣，更添了几分静谧；上到山顶，回望夕阳，岳麓峰如黛，江岸浪有声。这不正是要找的藏风聚气之地吗？半生浮沉一幕一幕地展现在张浚心头，不觉吟道：“寒峰枕江意未平，半生忧国鬓霜生。此心不负乾坤志，且筑茅堂寄赤诚。”就在此了！张浚兴奋地吩咐手下：这个高峰妙，真妙！我要在此建尽心堂，奉养老母！
说是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公，其实只是一个空有虚名的闲职。是的，张浚已闲得太久太久了。
南宋建炎元年（1127年），靖康之变后，赵构南渡建立政权，30岁的张浚随即越江南下，被任命为殿中侍御史。这个职位官品不高，却离皇帝近了，曾誓言“正人心，雪仇耻，复守宇，振遗黎”的张浚有了展现才华的机会。
次年六月，张浚奏论：“中原是天下的根本，希望修葺东京、关陕、襄邓以待巡幸。”张浚所言正合赵构心意，于是，张浚受到赵构青睐，兼任御营使司参赞军事，参与抗金之事。
不久，宋营苗傅、刘正彦发动兵变，逼迫赵构退位，朝野上下震动。张浚临危不乱，迅即联络韩世忠等将领起兵平定兵变，赵构的皇帝大位得以坐稳。
这一战让百官对张浚刮目相看，自此跻身南宋核心权力层。而年轻气盛的张浚却自请远赴川陕，任川陕宣抚处置使，统治西北，为江南稳住半壁江山，起到了极大的屏障作用。
绍兴五年（1135年），张浚拜相，官至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总揽军政。《宋史》评其“忠大类汉诸葛亮”，宋高宗亦赞：“孜孜为国，无如浚。”
不过，张浚人生最璀璨的篇章，莫过于与岳飞并肩战斗，外患抗金、内忧平叛的峥嵘岁月。
张浚初识岳飞于江州，知其“勇猛异常，谋略过人”，便多番提拔，力排朝堂非议，成为岳飞在朝中最坚实的后盾。
湖南人至今津津乐道的是他们两人合作八日平叛杨幺，现今还时常上演的湘剧《擒杨幺》就很受湖南人喜欢。
建炎四年（1130年），鼎州（常德）义士钟相揭竿而起，以“等贵贱，均贫富”为口号，聚众数十万，割据洞庭周边十九州县，建国号楚，欲于乱世为百姓找一条生路。可毕竟散兵游勇，没打几仗，钟相便兵败身死，部将杨幺继掌义军，盘踞八百里洞庭，依湖为险，联寨固守，扼长江漕运，屡挫官军征伐，成为南宋心腹大患。
杨幺闹腾了好几年，朝廷从抗金的“大义”中腾出手来，认为湖湘不平则江南难安，遂命宰相张浚都督江淮荆浙诸军事，赴潭州节制，以岳飞为主将，则全权前线指挥。张浚深入了解洞庭地利与起义军虚实，一改往年秋冬用兵惯例，定剿抚并用、盛夏进兵、瓦解上层之策。他封锁湖区要道，布防扼守津渡，又广颁榜文，陈述谋反的后果，以招安之策离间起义军人心。
岳飞按照张浚的方略，接纳黄佐、杨钦等部归降，一下折去杨幺羽翼。继而因势用兵，以巨筏堵塞港汊，用腐草缠绕起义军车船舵轮，破其水战之长。一时间洞庭烽烟四起，战船对峙。杨幺见势不妙，想趁乱游水出逃，以图东山再起，却为官军擒斩，余部群龙无首，相继投降。自进兵起，八天时间，纷乱五年的洞庭之乱，一朝平息。
如今，一则轶闻还在湖湘广为流传：当时，岳飞征讨杨幺率领岳家军驻扎汨罗营田镇，因军中将士大多是北方人，江南湖区湿气重，初来时普遍水土不服，腹胀腹泻、食欲不振。是岳飞采纳当地乡民法子，用生姜、食盐、茶叶、炒黄豆煮成茶汤全军饮用，很快驱散寒湿、恢复体力，才使岳飞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了胜利。后世为纪念岳飞，将这种茶称为岳飞茶。现在，岳飞茶仍是这一带家家户户日常待客礼仪茶饮。
该战既肃南宋腹地之乱，亦为日后岳飞整军北伐排除了后方隐患。宋高宗高赞“不烦一夫之战，湖湘底定”。
之后几年，张浚在朝堂运筹帷幄，为岳飞提供保障；岳飞则在前线浴血奋战，岳家军所向披靡，先后收复襄阳六郡，郾城大捷大破金兀术主力。那时，抗金形势一片大好，金人闻“张枢密”“岳将军”之名而胆寒，金国开国功臣完颜宗翰曾说“自吾入中国，独张枢密与我抗”。张浚和岳飞俨然成了南宋天空上耀眼的双子星。
贰
然而，天不遂人愿，绍兴七年（1137年），张浚处置刘光世残部不当，导致淮西兵变，郦琼率4万兵马投降金国扶植的伪齐，边防大乱，加之宋高宗忌惮武将权重，主和派秦桧等又推波助澜，张浚因此引咎罢相。
张浚罢相后初授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贬居永州。两年后赦还，授提举临安府洞霄宫，出知福州，旋又被主和派排挤去位。绍兴十一年（1141年），绍兴和议订立，江南得以苟安。次年岳飞蒙冤遇害。噩耗传来，张浚悲痛欲绝，挥笔写下：“中原未复忠魂断，泪洒江天恨未平。”既痛惜岳飞，亦叹息国运。
此后秦桧专权，张浚干脆辞官，只留虚职，退居潭州。第二年，才有他行船长沙，登妙高峰，筑尽心堂，奉母养亲之事实现。
绍兴十四年（1144年），张浚因言和议之事触怒秦桧，被贬连州（连县），一居六载，仅授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虚衔，身处岭南荒远瘴疠之地，形同流放。他闭门谢客，韬光养晦，日以经史为伴，考究古今治乱兴衰。
6年后，张浚再贬永州，这一贬就是十年。这十年，是张浚生命中最漫长也最沉静的岁月。他在潇水之滨筑“三省堂”，取曾子“吾日三省吾身”之意。堂前植梅，冬日雪落，红白相映。他常常独坐书房，手不释卷。宋人笔记记载，张浚每夜读书至三更，老仆劝其休息，他叹道：“吾非不知倦，然中原一息尚存，岂敢自逸？”儿子张栻则侍读左右，常听他讲述当年与岳飞并肩作战的往事。讲至郾城大捷时，张浚拍案而起，慷慨激昂；讲至岳飞蒙冤，则掩面涕泣，久久不能自已。
生活清苦不说，还时有朝廷密探监视。张浚索性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在此期间，他完成了《紫岩易传》的最后定稿，又撰《论语解》《春秋解》，将半生治国经验融入经典阐释。他在书中写道：“圣人之道，如天地之大，无所不包。然其要在于‘正人心’三字。人心正，则天下安。”这部书稿后来由其子张栻整理刊刻，湖湘学派“经世致用”的思想渊源，很大程度上便植根于此。
再贬永州之初，有一件趣事至今在民间流传。当时，张浚只带了几箱简物即起程。秦桧党羽诬告说箱里面都是张浚和蜀地旧部往来策划谋反的书信。宋高宗听闻后派人前去拦抄，结果一无所获。看到书信交流里满溢忧国爱君的话和满箱破旧衣服，高宗大出意外，同时非常感动，说：没想到张浚一贫如洗。随即派使者追赶倒送他三百两金子。而张浚毕竟不是爱财之人，分文未取，将这些钱全捐给了永州的学堂修缮校舍。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秦桧病亡，张浚的人生才看见了曙光。
可秦桧虽死，主和派余党仍在朝中盘根错节。张浚复出的道路并不平坦。但他已不像年轻时那般急躁。他在给友人胡铨的信中写道：“老夫待罪荒陬，二十载矣，譬如璞玉，雕琢愈深，其光愈纯。他日若得尺寸报国，必不负此生。”
也就在同一年，金主完颜亮撕毁和议南侵，宋高宗终于想起这位被遗忘的老臣，委以观文殿大学士知潭州。任命抵达永州时，他沐浴更衣，焚香接旨，双手微颤。20年的隐忍与坚守，终于等来了为国再战的时刻。
然而，此时的张浚，年过花甲，鬓发全白，已不复当年意气风发，倒多了一份看透世事后的通透与坚定。他心生转念：武略难复中原，文道可传千古。这时张浚的母亲早已仙逝，于是，他暗下决心，与其私宅空置，不如兴学育人，传承理学，滋养湖湘文脉。何况此地“山聚水回，泉清木茂，钟灵毓秀”，天然一个读书讲学场所。
改建之前，张浚心潮澎湃，赋诗明志：“妙高山下筑书堂，不恋功名恋教彰。愿得英才承圣学，湖湘文脉万年长。”张浚深知，湖湘之地，屈原行吟、贾谊谪居，虽有岳麓书院，毕竟江水相隔，私宅改书院后，定给长沙城中书生会行极大的方便。
这年春天开始，张浚正式将妙高峰私宅尽心堂改建，命名“城南书院”，亲书匾额，营造“城南十景”：丽泽堂、书楼、养蒙轩、月榭、卷云亭、南阜、琮琤谷、纳湖、听雨舫、采菱舟，屋宇31所，基地园土26处，设监院、讲堂、六斋，以待四方学子。
叁
张栻出生于绍兴三年（1133年），自幼随父辗转生活。许是耳濡目染吧，加之又师从湖湘学派宗师胡宏，张栻终得“濂洛正传”。至今在南岳，还有一传说家喻户晓：当年张栻三访衡山，前两次被拒，第三次长跪文定书院泣涕请学，才终得胡宏倾心相授，一见而叹：“圣门有人矣！”
城南书院建立后，开始并没有招收学员，而是作为张栻潜心学习之地，当地文化名人聚集场所以及张氏父子宴请羁留长沙的知名学者、诗人的私园。
直到宋孝宗乾道元年（1165年），任潭州知府的刘珙倡议重建岳麓书院并聘请张栻担任山长，张栻鉴于求学学子多，岳麓书院招生有限，便才在城南书院收徒开课。
张栻治院，首要宗旨便是立心。
张栻明确提出城南书院的办学使命：成就人才，以传道而济斯民也。这个宗旨，超越科举功利，摒弃浮华，直指教育本源。在他看来，读书不为功名富贵，而为修身立世；治学不为章句训诂，而为经世致用。他为书院订立学规，以《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为根本，以“义利之辨”为核心，教导学子先立人品，后求学问；先明道义，后谈事功。而教学则和岳麓书院一样，采用个别钻研、相互问答、集众讲解的方式进行。
张栻既管理两个书院，还身体力行讲学，留下的动人轶事至今是湖湘人茶余饭后的美谈。
有少年学子问：“读书苦，不如嬉游乐。”张栻不怒不斥，引至纳湖之畔，指水中莲说：“莲生于泥，不污于泥，人生于世，不溺于俗。苦读非为苦，乃为立心；嬉游非为乐，乃为丧志。”少年听后懊悔，自此昼夜勤学，得成良才。又有士子好钻“牛角尖”，常以刁难师长为“荣”，课堂上提问尖酸刻薄，同学皆侧目斜视。张栻从容对答，引经据典，层层剖析，末了徐徐道：“学者当如切如磋，非以口锋胜人；当以诚心求道，非以傲气凌人。”此士逐渐醒悟，后来成为笃行君子。张栻授课通俗易懂，不务空谈，善于启发诱导，鼓励质疑辩难，主张“学思并进、疑悟相资”，四方学子闻风而来，院中常聚英才数百，一时有“潇湘洙泗”之誉。
乾道三年（1167年），一场千古学术盛事，让城南书院与岳麓书院同耀华夏。
这便是“朱张会讲”。
理学巨擘朱熹自福建崇安不远千里而来与张栻论辩。
两人围绕《中庸》的“中和”“已发未发”“仁”“知行”等理学核心命题，展开深度论辩。朱熹重“格物致知”，张栻重“省察持养”；朱熹重学问思辨，张栻重躬行实践。他们不存门户之见，不务口舌之争，唯以正道为宗旨。这种和而不同、求真求是的风骨，成为中国学术史上的典范。
会讲期间，朱熹住城南，张栻居岳麓，虽主客轮换，但实际是每日两人从未分离，一同来一同去，同乘一舟往返横渡湘江。船夫笑问：“二位先生日日渡江，所讲何事？”朱熹答：“论天理，讲仁心，传圣学，济苍生。”
一时长沙城万人空巷，争睹大儒风采。赫曦台题名轶事更是传为佳话：一日凌晨，朱张同登岳麓山顶，见红日喷薄，天地通明。朱熹振臂高呼：“赫曦！赫曦！”张栻遂筑台，以“赫曦”命名，二人同题匾额，悬于现在岳麓山的赫曦台，成为文脉长沙的地标。
讲学之余，二人漫游城南书院十景，各写了20首诗，张栻首唱，朱熹庚和，字字珠玑，理学意境与山水情韵汇聚，成为书院的“院宝”。
写纳湖：“团团纳湖影，照我巾与屦。悠然会心处，天阔浮云去”，朱熹则“诗筒连画卷，坐看复行吟。想像南湖水，秋来几许深”。写丽泽堂：“讲堂得胜地，面势林塘幽。翛然翠筱边，可与同道游”，朱熹和“堂后林阴密，堂前湖水深。感君怀我意，千里梦相寻”。写听雨舫：“散发苇舫间，卧听潇湘雨。物我两俱忘，浑然得天趣”，朱熹吟“彩舟停画桨，容与得欹眠。梦破蓬窗雨，寒声动一川”。
朱、张《城南杂咏二十首》是宋朝理学诗与思的完美交融，亦是一段美妙的佳话。
“朱张会讲”，不仅是两位大师的思想碰撞，更是闽学与湖湘学的深度交融，由此确立湖湘学派在南宋理学中的宗主地位，也让城南书院从地方书院跃升为全国理学中心。“朱张渡”自此成为一种文化象征，见证着学术交流的不朽传奇。
在张栻主持下，城南书院步入黄金时代，人才辈出，教化广被。他主教期间，院中弟子数以千计。
书院内后有清朝文人吕南屯所撰一联：“人只此人，不入圣，便作狂，中间难站脚；学须就学，时既过，今又待，何日始回头。”
此联深含哲理，上联讲做人，下联说治学，劝人不可苟且偷安，正是对城南书院教书育人的高度概括。
可张栻毕竟是朝廷命官，淳熙元年（1174年），张栻辞别长沙城南书院，先任静江（桂林）知府，后任江陵知府兼荆湖北路安抚使，执掌一方军政。
肆
张栻赴任他职，虽有弟子胡大时等继承城南书院院政，也保持了一段时间兴盛，但后来一年比一年没落。到了南宋末年，战火烽烟四起，德祐元年（1275年），元兵攻破长沙，书院遭兵火焚毁，丽泽堂和纳湖倒的倒、干的干，朱张题咏处也尽成废墟。
进入元朝，天下初定，但文教不兴，妙高峰旧址渐为佛徒所占，昔日理学圣地，改作高峰寺。唯有张浚亲题“城南书院”四字匾额，被僧人妥为保存，悬于庙堂一角。有儒士屡谋修复，皆因时局动荡、财力不济而作罢。城南书院以一种近乎隐匿的状态，蛰伏于潇湘烟雨中。
明朝近三百年，城南书院在兴废之间艰难挣扎。
洪武初年，便有地方官寻访遗址，欲恢复旧貌，可连年战乱之后，基址难辨，只草草立祠，以祀二张父子。正德二年（1507年），参议吴世忠、学道陈凤梧协力修缮，眼看即将大功告成，未料不久便被强并入明英宗第七子朱见浚的王府，俗称“长沙紫禁城”的吉王府，园地被占，屋宇遭拆，学子四散，令人扼腕。
清朝湖南文教复兴，城南书院迎来浴火重生。
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长沙本地秀才易象乾不忍先贤遗迹泯灭，串联同窗乡绅，募资重修，虽简陋不堪，却重开了讲席。雍正十一年（1733年），朝廷颁旨，城南书院与岳麓书院并列省城书院，官拨经费，定额生员，正式跻身国家教育序列。昔日私家书院，自此成为湖湘官学重所。
乾隆十年（1745年），一段轶事促成城南书院大迁建。巡抚杨锡绂赴岳麓书院选拔人才课试，见渡江士子风涛中颠簸，时有溺亡，心生叹息：“隔江求学，险于求道！”便将城内都司旧衙改建为城南书院，讲堂斋舍齐备，御书楼、礼殿巍然，学子不必再冒渡河之险。此次迁建，让城南从山野幽居，变为城中学府，生徒日增，文风大盛。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巡抚觉罗敦福再修，将天心阁并入书院范围，楼阁相望，文气贯通，一时有“衡山西，岳麓东，城南讲学峙其中”的盛誉。
城南书院真正重返荣光、回归文脉本源，是在道光二年（1822年）。巡抚左辅认为，都司旧署临近市井，喧嚣扰学，非静修之地，妙高峰二张旧壤，灵秀所钟，才是一块真正的干净土。他力排众议，奏请朝廷，将书院回迁妙高峰故址，按南宋格局大规模复建。工程历时一年，落成斋舍一百二十间，恢复城南十景，峰顶建南轩祠祀张栻，筑文星阁以昌文运。新院依山傍水，亭台错落，纳湖重现，丽泽堂再光，远超昔日规模。
回迁之日，长沙士绅百姓倾城而出，扶老携幼，登妙高峰，观新书院。左辅亲撰碑记，告诫诸生：“履先贤之居，求先贤之学”。
相传，道光帝闻奏，御书“丽泽风长”四字匾额，快马送至长沙，悬于讲堂正中。此匾一挂，天下震动，城南书院正式登顶清朝书院巅峰，藏书万余卷，学子数千人，与岳麓书院双峰并峙，共掌湖湘文脉之牛耳。
咸丰二年（1852年），太平军攻长沙，书院再遭战乱。山长陈本钦挺身而出，率弟子护书护院，自捐薪金，四处募化，于废墟上重建讲堂。他在课试文中写道：“兵戈可毁屋宇，不可毁人心；烽火可烧典籍，不可烧道义。”同治、光绪年间，书院屡加修整，规模逐渐扩张，成为湖湘士子心中的圣地。
清朝城南书院，群星璀璨。贺熙龄、何绍基、孙鼎臣、余廷灿、郭嵩焘相继主讲，曾国藩、张百熙、黄兴等先后于此求学。这些湖湘巨子，他们身上共同的精神印记——刚健、笃实、担当、爱国、务实、敢为，皆源自城南书院八百年文脉滋养。有道是：“中兴将相，什九湖湘；湖湘英才，半出城南。”绝非虚誉浮夸。
清末新政，废科举，兴学堂，千年书院迎来时代转型。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城南书院改制为湖南师范馆，后更名湖南中路师范学堂、湖南第一师范，从传统儒学讲坛，变为现代教育摇篮。转型之际，有老秀才抱南轩遗像痛哭，不愿书院更名；亦有新学之士振臂高呼，赞文脉新生。
民国年间，湖南第一师范名师云集，同样英才辈出。毛泽东曾在此求学五年，何叔衡、蔡和森、李维汉等一批革命者，亦从这里走出，他们把书院的济世理想，化为救国救民的伟大实践。
1938年，“文夕大火”让长沙城半为焦土，妙高峰上的城南书院，也付之一炬。
昔日妙高峰，今日已成湖南第一师范学院的后山，其上，张浚、张栻的塑像肃立，目光炯炯，依然如张浚当年的眼神，似乎在望着一代代学子从这里走向四方。也似当年二张未竟的中兴之志、传道之心，在今日以另一种方式圆满。
清朝劳崇光《城南书院赋》曰：“然此第供夫游观，而不系采风问俗。俯仰前型，遐思往训，不知者徒对景而神怡，其知者将怀古而志奋。轩开半亩，养蒙迪我聪明；堂矗三椽，丽泽成吾学问。看红波岳色，潇湘之灵秀如新；仰圣城贤关，闽洛之渊源伊近……”
八百年风雨，八百年兴废，不变的，是湘江水的涛声，是“成就人才，传道济民”的初心，是“经世致用、忠义担当”的魂魄！这正是妙高峰的妙处和高处，也正是人们称赞这块土地为净土的底气！
伍
夏日宁乡官山（罗带山）凉爽、恬静。
驱车前往官山祭拜张浚、张栻父子时，遇到了一个从娄底骑单车而来的小伙子，他说这是第三次单骑来到此地了，“每次来都能沾一些灵气和文气”。
宋朝乾道二年（1166年），张浚病逝，临终嘱咐已荫补入仕授“直秘阁”的儿子张栻：“吾尝相国，未能恢复中原，雪祖宗之耻，不能葬我先人墓左，葬我衡山之下足矣！吾为社稷，无憾矣，汝当继吾志，兴城南书院，传理学于湖湘。”
张栻即遵父愿，将父亲葬于沩山附近的罗带山，并在墓旁建“礼庐”守孝三年。
谁知，14年后，年仅48岁的张栻病逝于江陵任所，随即，张栻灵柩也归葬宁乡，与其父张浚墓相邻，长眠于“故”土。
张栻在答友人陈平甫的信中自述：“我从小跟着父亲来南方，辗转三十多年，因此虽然是蜀人但没有与蜀地的人相处过。”张栻从小受到张浚亲自教授，学习儒家忠孝仁义。绍兴十六年（1146年），张栻14岁，张浚亲授张栻《周易》。
张浚生前曾常对张栻说：“吾半生戎马，志在复国，今事不可为，然文教不兴，则国脉难续。尽心堂者，尽忠为国、尽诚育人之心也。”
这份心路，正如张浚在《偈》中所写：“浮云散尽青天在，日出东方夜落西。”功过是非如浮云，唯有文教传承如蓝天永恒。
或许，张栻归葬官山，就是为了方便和父亲张浚一道探讨湖湘理学吧。
宋朝理宗时，张浚被列为宋朝昭勋阁24人之一。元朝时，为追念他，光禄大夫赵世延捐俸在他的出生地绵竹修建书院，竣工后，朝廷下诏赐名为“紫岩书院”。朱元璋则将张浚列为古今功臣37人，配享历代帝王庙，并将他的事迹载入《永乐大典》；明朝英宗时，下旨免张浚后裔差役。清朝同治更是下诏，到张浚墓，大小文武官员止步下车参拜。
朱熹应张栻之弟张杓所邀而作的张公神道碑就刻于官山父子石像后，“知吾兄者多矣，然最其深者莫如子，今不可以不铭……”全文很长，高度概括和评价了张栻的一生，情真意切，读来如见其人。
宋朝淳熙八年（1181年），陆游也曾到长沙，张杓专偕其往官山祭拜。五年后，陆游写的一首《挽张魏公浚》，至今吟诵，仍使人悲恸不已：“河亭挈手共徘徊，万事宁非有数哉。黄阁佐君三黜去，青云学士一麾来。中原故老知谁在，南岳新坟共此哀。火冷夜窗听急雪，相思时取近书开。”
“中原故老知谁在，南岳新坟共此哀。”后人来到官山，谁不哀之？